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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云野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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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绝世荒唐:将文盲和孔子并尊的明朝天启时代  

2014-09-26 13:55:56|  分类: 历史探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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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门,昔为邪慝冒借之窟,今日何由清明?是厂臣驱蔓延之邪党,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臣等涵濡厂臣之教,佩服厂臣之训,念帝都为起化之地,国学为首善之区,伏愿于监西建厂臣之生祠……”

这是篇文采飞扬与激情满怀的奏疏,说的意思是:过去政坛鬼魅聚集,学界奸臣满坛,今天却是政治开朗学术清明,这崭新局面是谁开创的呢?能够开创如此新局的人,居功至伟,其功绩超越亚圣孟子,可以与圣人孔子日月同辉,我们全体干部佩服他,要聆听他的教导,希望在文明首化之地,京城最高学府国子监旁边,给他建一座生祠以供瞻仰。

文章中,政坛“昔之魍魉”,指的是东林党杨涟等人;那个被大书特书、驱除了政坛“邪党”的“厂臣”,既不是国学大师,也非国家正式领导人,而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太监头子——魏忠贤。

明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五月,以知识分子代表自居的国子监监生陆万龄写下了这篇“魏忠贤之歌”。向皇上提出建魏忠贤配祀孔子,说魏忠贤诛杀东林党犹如孔子之诛少正卯,以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可以和孔孟比肩,应该给魏忠贤祠堂配祀孔子——将孔子放到魏忠贤塑像旁边,一起祭拜。

一个以儒家思想立国的天朝,竟把一个大文盲扶上神坛,可谓绝世荒唐。更荒唐的是,当时国家名义最高领导人——天启皇帝朱由校竟然准奏,批准将魏忠贤像供入国子监,与孔子并尊。

表态与跟风向来是历代中国官场的常见把戏。有了马屁精开先河和皇帝首肯,各地官员纷纷上书,争先恐后打报告,争建金碧辉煌的魏祠。

魏忠贤开创了中国历史个人崇拜的新时代,创造了两项历史记录——1、活人被塑像祭拜;2、睁眼瞎(大文盲)与孔子并尊。

其时,各级军政要员在魏氏生祠里,举行各种庄严盛大的祭拜活动。他们在魏忠贤塑像前三跪九叩,山呼“九千岁”。

   天启皇帝亲自给魏忠贤许多生祠题了词,如山东巡抚李精白给魏忠贤建的生祠,皇上题的词是“隆禧”。地方官员随声附和,比着唱颂歌。御史梁梦环称颂魏忠贤是“德被四方,勋高百代”,大臣刘徽连续上了11道奏疏,内容都是歌颂魏忠贤“尧天帝德,至圣至神”。

就连战斗英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不能免俗。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上疏称颂魏忠贤,读之肉麻:“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无容职赘……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

袁崇焕崇拜魏忠贤是否出于真心?无从考证。但是,一些人确实死心塌地崇拜魏忠贤。比如有一位叫曹钦程的,位列魏忠贤“十狗”之一,后来魏忠贤讨厌他了踢出十狗之列,不让他当狗了,他却抱着魏忠贤的大腿使劲地喊爹爹:“君臣之义已决,父子之恩难忘。”

个人崇拜在中国不算什么新鲜事,但魏忠贤取得的个人崇拜“成就”,可谓是前无古人、后难来者。他以一个大字不识的残缺之身,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令很多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关于魏忠贤个人崇拜的“奥秘”,很好揭开。

   那些对魏忠贤五体投地的官员,说到底,他们崇拜的不是文化,而是权力。自古中国,在权力面前,文化从来都是附属品。天启晚期,“清除”了东林党的大明政坛,虽然名义国家最高人还是皇帝朱由校,但实际上,已经进入“魏忠贤独裁”时代。魏忠贤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执行皇帝”。虽然他一个大字不识,但是“准皇帝”啊,纵观历代历朝中国皇帝,又有几个有文化呢?“刘项原来不读书”嘛。所以在“准皇帝”面前,“文圣”孔子成为配角,不值大惊小怪。

天启时代的“魏忠贤热”,给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了两个严重恶果。

  一是“读书无用论”兴起。东林书院掀起的“读书风”被魏忠贤时代的“自宫潮”取代。很多寒门子弟找到了“升官发财”捷径,不用刻苦读书,自阉后进宫当太监便可作威作福、荣华富贵、一劳永逸。

  二是信仰混乱。以儒教立国的大明王朝,在立国之初,是排斥文盲太监干政的,熟料,天启年间,太监却成了中国最上层政治力量。而他们是一群没有政治理念的庸俗势利集团,崇尚的是“权”和“利”,这与儒家正统价值观“仁义礼智信”背道而驰,彼时大明,“文圣”成了“文盲”小三,标志着“国家信仰”业已破产。

 

  魏忠贤何许人也?

   魏忠贤(1568年-1627年),中国明朝末期宦官,原名李进忠,北直隶肃宁人。出身于市井无赖,父母为街头杂耍艺人或小手工业者,好赌成性,曾卖掉自己的女儿作为赌债。认魏朝作为 “干父” 而改名换姓(据《明清宫廷秘史》)。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庇护。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与之对食(太监宫女之间的婚配)。对皇长孙,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泰昌元年(公元1621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年号天启。魏升为司礼秉笔太监。[2] 
         
明熹宗是个“木匠天才”,喜欢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自为之”。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
          时
东林党人士吏部尚书赵南星,在朝廷中排斥反对派,于是非东林派愤而结交魏忠贤。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 贤遭到杨涟的弹劾,但幸免于难,于是魏忠贤党派开始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党派借熊廷弼事件,诬陷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有贪赃之罪,受酷刑,惨死狱中,史称“六君子之狱”,大肆搜捕东林党人。天启六年,魏忠贤党派又杀害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人,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而负责防守边疆的孙承宗袁可立等正直大臣也因为接近东林相继遭罢官。至此,东林党被势力彻底消灭,时东林“纍纍相接,骈首就诛”。
          魏忠贤与
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气、极受宠信,被封为“九千岁”,自己也养了不少“义子”,如“五虎”(崔呈秀(五虎之首),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五彪”(田尔耕许显纯 ,孙云鹤 ,杨寰 ,崔应元)、“十孩”、“四十孙”等。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连著名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不得不参与其中。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
信王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崇祯皇帝。无疑,魏忠贤也想要控制崇祯皇帝。据说,他曾进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迷魂香”。他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
          1627年
崇祯帝朱由检登位以后,决定整治朝廷,扫除以魏忠贤和客氏为首的党派。崇祯皇帝初即位,小心谨慎,无所举动。九月,他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把客氏赶出皇宫。十月,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十一月,魏忠贤被迫辞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谪发凤阳守祖陵。这是一个试探性的决定,没有引起大的骚乱。于是,崇祯皇帝锦衣卫擒拿魏忠贤治罪。
          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当夜,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魏忠贤也感到真个不如死,于是自杀了,民间也有传言,魏树大根深,死的是替身。
          17年后
李自成攻破北京前夕,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崇祯皇帝却下密旨收葬魏忠贤及其党徒崔呈秀等的遗骸,墓址就选在了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


          入宫


          魏忠贤,原名李进忠,曾从继父姓改姓魏。他结过婚,有个女儿,因赌博输了,嫁于别人。他有些武功,左右手均能挽弓,箭法很准。家中贫穷,却喜欢赌博,赌运不佳,常常受到凌辱。从他的家境和经历来看,活脱是一个市井无赖。
后来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魏忠贤愤而净身,入宫当了
宦官,这是在万历年间。他先在司礼太监孙暹名下,后在甲子库办事,有些油水,因而逐渐富裕了起来。


          结交熹宗乳母


          魏忠贤通过魏朝介绍投入王安门下,颇得信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病死了。他生前宠爱选侍李氏,要她照料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恃宠骄妒,不许朱由校与他人交谈,逐渐控制了他。朱由校即位时只有十六岁,李选侍欲继续控制朱由校,让他留居乾清宫。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及阁臣刘一憬等倡言移宫,几经争执,李氏被迫移居仁寿殿。这一事件称“移宫案”,与万历时的梃击案泰昌时的红丸案合称“三案”。 “三案”本身对魏忠贤的命运不会发生多少影响,但一些阁部大臣对“三案”态度暧昧,引起言官们的猛烈抨击,门户之见,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给魏忠贤造成一个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
        与客氏交结,是魏忠贤的一大机遇。
天启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宫,日歌市中,曰:“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这被看作魏、客当道的谶语。


          与东林党斗争


          魏忠贤党派与外朝官僚东林党的斗争,比起明代任何一次类似的斗争,更具有党争性质。
          天启初年,标榜清流的士大夫都以东林党人自居,或被认为是东林党人。经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他们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而且占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
          天启元年(1620年),
叶向高成为内阁首辅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都御史;天启二年,孙承宗入阁,兼掌兵部事,赵南星任都御史,第二年改吏部尚书。此外,高攀龙任左副都御史,杨涟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佥都御史
开始,魏忠贤与这派官僚的关系还不太紧张。他敬重赵南星,在熹宗面前对他大加称赞。二人并坐弘政门议事,赵南星郑重告诫魏忠贤:“主上冲年,内外臣子,会各努力为善。”这话虽使魏忠贤心中不快,也还没有到翻脸的程度。
         
天启三年(1623年)是个重要的年份。为制衡日益强势的东林党,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顾秉谦魏广微等选入内阁。此后,顾、魏不断受到言路的弹劾,不为清流所容。
          赵南星与魏广微之父
魏允贞是朋友,但他三拒魏广微于门外,公开说魏允贞无子。魏忠贤需要外朝官僚的配合,不为清流所容的官僚也需要投靠魏忠贤,他们很自然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天启四年(1624年)4月,给事中
傅櫆等上疏,称左光斗魏大中等与内阁中书汪文言交通。6月4日,杨涟疏劾魏忠贤,列数他迫害朝臣、迫害太监、迫害妃嫔、蓄养内兵、罗织狱案等罪状,共二十四条,其他大臣也纷纷弹劾,不下百余疏。魏忠贤党派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公开的阶段。 从当时的形势看,反对魏忠贤党派的力量还很强大,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魏忠贤找到阁臣韩炉,希望他从中调解。这是一种妥协的姿态。韩炉不肯合作,其他大臣也不肯息战。[3] 
魏忠贤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摆布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游戏,魏忠贤等引导他于陆地走马行猎,于池中窍水泻珠为乐,又利用他喜爱木工的特点,每在他手操斧锯时赛事。在熹宗的眼里,国事远不如他引绳削墨、营筑小室重要,他不等听完,便说:“好为之。”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
          魏忠贤党派把反对派官僚开列名单,括入百余人,称为邪党,而将魏党六十余人列为正人,以此作为黜陟的根据。左副都御使
王绍徽别出心裁,作《东林点将录》,以《水浒传》中的聚义领袖的名号排东林党人,如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郧、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缨昌期等;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叶向高被迫去官。此前,中官为了搜寻一个被缉拿的御史,闯入叶向高宅邸,鼓噪谩骂,这也是历代首辅从未受过的大辱。十月,赵南星、
高攀龙致仕,杨涟、左光斗削籍。
           在魏忠贤党派打击东林人士的活动中,汪文言是个重要人物。他不由科举出身,初为县吏,豪侠机智。入京后,与太监王安倾心结纳,在王安与内阁间进行联络。为叶向高所器重,用作内阁中书,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及赵南星等均有来往。魏忠贤痛恨杨涟、左光斗,必欲置之死地。他选择汪文言这条线索,把他下诏狱,严刑拷讯两个多月,定要他供出杨涟等受贿情状。汪文言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最后受刑气绝。负责审狱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狱词,把杨涟等下狱。同时下狱的还有经略辽东军务的兵部尚书熊廷弼。熊廷弼得罪过朝中权贵;又倡议放弃辽东,撤回关内,负有失地之责;且有人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由他起草,于是他在劫难逃。魏忠贤认为,仅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等罪,尚难以昭彰,且牵涉的人员太少,而若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弃市,
传首九边。八九月间,杨涟、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受杨涟等狱牵连,被逮被杀的官僚尚有多人。魏大中被逮,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党派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逮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乞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周顺昌下狱被害。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人论死。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
          天启六年(1626年),
崔呈秀假造浙江税监李实奏本,诬告高攀龙等人贪污,魏忠贤党派借机搜捕东林党人。该年三月,高攀龙不堪屈辱,写下遗表,于三月十七日凌晨从容赴水,终年64岁。崇帧初年得以昭雪,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遗著经后人整理为《高子遗书》和《高忠宪公集》。
          兵部左侍郎袁可立顾大局,本想保持中立多做实事,他的同年故交高攀龙致书
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对抗阉党的前台,每议事与阉党“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
袁可立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袁可立传》)。魏党益怒,派出大批爪牙对袁可立“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但终因袁可立清正“而无可乘借。”(孔贞运《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后来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遂被魏忠贤从中作梗排挤出朝。
魏忠贤以自己的心腹
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天下兵马大权二人一手握定。自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忠贤推戴之势成矣。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天启七年(1627年)谏官
刘璞因曾多次参魏忠贤等。魏派心腹吴起沛、慕华池到刘璞的亲戚李其昌家,扬言:“奉魏爷之命,特来查访,刘某早晚被辑拿东厂。”刘璞知后、仰天长叹:“天下虽大,然忠良无处容身,吾死奸臣之手,无所恨意,只是不能刀锯市曹,使国人知道我与杨、袁、左三公为何死于逆党之手,实属可恨。”因怒骂魏贼,气愤至极,晕倒在地。第二天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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